轶事者，无正式记载之事迹也，其终极宿命无非是零落成泥，碾作尘埃，湮于岁月。此处西南联大之轶事，有亲历，有传说；有写实，有渲染；有夸大，有删略；有嫁接，有融合。诸君读了可作消遣，万不可较真对号入座。那年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故有爱有悔就有恨；书生意气，豪情万丈，方敢且梦且行且歌。哭过笑过疯过闹过却无法遗忘，这就是我们——曾经潦潦草草踉踉跄跄却再也回不去的青春。
——题记
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这句辛辣味十足的鸡汤突然火爆网络。每当闻到这鸡汤穿人肺腑的味道，我总会百感交集地引申一句：一个在“西南联大”读过高四的人，绝对在深夜里稀里哗啦地痛哭过，而且，还可能不止一次……
这里所谓的“西南联大”，其实是社旗一高在年前后那十几年复习班的所在地。这名字的由来大概有三个:首先，这里位于老一高后操场偏僻的西南角，紧紧依偎着学校南边和西边拐角的院墙，地理位置往往是决定地名的重要因素；其次，这所建筑只有两层，坐北朝南，斑驳的红砖外墙上，镶嵌着两道墨绿色的米粘石作腰线，这颜色无论远观还是近看都显得古色古香。而且，这建筑的外围被三五棵高大的桐树隐隐约约地笼罩着，好似隐藏着无穷无尽朦朦胧胧的故事。近看那些桐树，有宽大的叶子，有老虬的枝丫，尤其显得拙朴雅致。一切像极了历史书中西南联大那副沧桑感十足的插图；第三，这里的生源来自四面八方，并且大家到来时个个都带着无穷无尽的悲怆气息，和当年西南联大的种种况味极为吻合。而且，调侃为西南联大，就没有了“复习班”、“复习生”这些尴尬，毕竟，当着秃子的面，“光”啊“亮”啊这些字都要少提为妙。
从高一到高三，我们曾无数次站在操场北边的台阶最高处俯视远处的“西南联大”。此处用到的“俯视”一词绝没有半点藐视或贬低的意味，因为学校的后操场就建在寨墙北边的一片洼地里，操场里漫长的煤屑跑道，坑坑洼洼的土球场，以及那一排排破破烂烂的篮球架和其它稀稀拉拉的健身设施，尽显老旧萧索景象。“西南联大”的两层小楼和那几棵黑压压的桐树，虽散发出一线生机，但在站在台阶上的人看来，的确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相反，从高一到高三，我们一直坚定不移地对“西南联大”充满了敬畏和膜拜。从地理位置上看，那地方占据操场一隅，如大海中的一叶孤舟，虽然近在咫尺，却仿佛神秘而遥远。那里虽然处在校园之内，却又好像是一个独立王国。
在我们看来，那里的学生不仅仅年龄比我们稍微大点，更重要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骨子里甚至每一个汗毛里都透着或桀骜或深沉或颓废的气息。比如，那里的学生可以没有“三操”，没有升国旗仪式，没有开学典礼和各种考试总结大会，没有政教处教务处学生会团委等各种臃肿重叠的官方机构，没有太多的班规校纪和繁杂的条条框框……当然，也没有体音美劳这些调剂身心的开胃小菜。最重要的是，那地方的学生也没有学籍，背地里他们有着响当当的一个名字——社会青年。
校园里流传着好多关于“西南联大”动人又励志的传说——某某某在那里蛰伏了一年两年甚至三年后，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况且，当年的高考被国人称作“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而河南的孩子尤其命苦。据官方统计，那些年，包括复习生在内，河南考生被正规院校的录取的比率据说大概是三分之一左右。
按照这概率，在残酷的高考面前，大家都没有十足的底气，如果谁不幸被挤下了水，“西南联大”那座孤岛就在不远处静静地等待着我们。
一切好像都在意料之中。
一切又好像是不约而同。
从8月下旬开始，“西南联大”就一天比一天热闹起来了。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有我怯生生的影子。高考考得一塌糊涂，那个暑假里我的世界里除了沮丧的黑色就是忧郁的灰色。现在，这里好像也必须是我唯一的归宿。你可以想象，对于一个自卑自闭又敏感脆弱的人来说，我灰头土脸的样子有多么狼狈。
还好，在那里我遇到了几个原来同班三年的老同学。大家像吃了败仗的残兵一样快速聚拢在一起。不过，同样是复读，过线和不过线是有本质区别的。比如县长，典型的学霸，这次远过了本科线，但他的雄心壮志是中国人民大学，而且工作单位也考虑好了，非国务院办公厅不去。在当年填报志愿时对第二志愿和第三志愿直接选择了无视，在是否同意调剂一栏又坚定地选择了“否”，大有非某某不娶的气概或非某某不嫁的贞烈。但天有不测，造化弄人，结果以五分之差与梦中情人之失之交臂，于是就和“西南联大”结了姻缘。
还有阿杰，他的故事情节和县长几乎一个版本。不同之处是，他最钟情浙江大学物理系，因为钱学森这样的国之骄子一直是他心目中最亮的星星。没有办法，童年的纯真，少年的无畏，中年的潇洒，老年的气定神闲从来都是人生完整的生命构图。而那年，我们正处在热血沸腾的十七八岁，正是狂得没边没沿的年龄，我们正坚信地球是绕着我们而不是太阳来画圈圈的。
还有彪子，平日里根本就没有把那些艰难晦涩的数理化放在眼里，成绩在班级经常在前十，要不是今年写作文跑了题，走个名牌是稳稳当当……
当然，更多的是高考发挥正常甚至超常却仍然够不到录取分数线的人，比如我和老木等等。
所以，即使有了这些同伴，我的心情还是高兴不起来，直到有一天晖加入了我们。
晖是属马的，聪明异常，比我小一岁，虽然加入了西南联大，成为高四的一员，不过他尚且不满十八岁。晖虽是男生，却长得眉清目秀，说起话来一本正经，但又时常泛滥起羞涩神态。他性格内向文静，多愁善感，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波澜不惊的湖面下其实蕴藏着无限奔流汹涌。他最喜欢李清照的词，会背诵《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大段的文字，是我高中三年最亲密的朋友。实际上他过了大专线，却迟迟没有收到通知书，于是就来了。晖的到来让我的心情一下子走出了低谷，正式进入了忙碌又充实的高四模式。
这座小楼的一层彷佛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三个大教室，每个教室大约八十平米的样子，比普通教室大了三分之一有余，为的是安置更多的天涯沦落人。自西向东，分别设两个理班，一个文班。每个班级都有一百三十来个学生，大家密密实实地坐在那里，可谓前胸贴后背，让人动弹不得。即使是再活泼好动的，整日必须挺直腰杆，一副正襟危坐的样子。由于地狭人密，在开学之初，每当老师们讲到兴高采烈的要紧之处，平静的教室里会突然发出“嘭”的一声——那是热水瓶受到碰撞倒地时瓶胆破碎发出的爆响。慢慢地这声音也绝迹了，原因是大家都不敢拿它进班了——教室里实在没有它的容身之地。
在二楼的对应位置，排列着三个班级的男生集体宿舍。宿舍里没有床，靠着南墙和北墙用分别用砖头横着砌了几道一尺多高的矮墙，谁铺上自己带来的竹笆、草苫子、铺盖卷之类，就是谁的地盘，颇有点卧薪尝胆的意味。那些看不上这里或者来晚了的男同学，就自己出去投亲靠友或者租房住。女生情况稍好，被统一安排到学校的女寝大院住宿。
与刺激人斗志的住宿条件恰恰相反，学校给我们配备的老师可谓明星阵容：教语文王道先老师，教数学的安老师，教英语的王文重老师，更巧的是，教物理和教化学的老师都姓惠。他们个个身怀绝技，德高望重，要么已经在复习班任教多年，要么是从当年的应届毕业班老师中选拔的新秀。西南联大尽管只蛰伏学校的一角，但从全校升学任务上看，学校对复习班押的赌注几乎和应届班一样大小。
教语文的王道先老师担任我们的班主任。他五十多岁，身材稍胖，肚子稍腆着，宽宽的额头，一脸福相。印象最深的是他好像非常怕热，在教室里狭窄的走道里侧着身子艰难挪走时，经常摇一把大蒲扇。在我们眼里，他就像一位和蔼可亲、慈眉善目的邻家大伯一样。
在这个有着一百三十余人的班级里，来自社旗一高当年的五个应届理科班的学生大体占了一半，另一半来自社旗二高以及邻近的泌阳、方城、南阳等地。没有办法，当年周边高中的实力着实太弱，而社旗一高的名头又实在太过响亮。如果按照当时正常的趋势发展，今天能演变成河南的衡水或者毛坦厂也不无可能。
大家既然来自五湖四海，就不自觉地按照来源地聚成了几个小团体，好似水泊梁山的几个小山头。面对这复杂混乱的局面，王老师或者是无计可施，或者是将计就计，他采取了化整为零、无为而治的策略让我们自我管理。
比如开学的第一周，他就把我们原来同班的七八个男生召集起来，拍着县长的肩膀说：“你程度最好，又老练，以后你就是头儿，多照看着。你们几个都是苗子，指望着明年给我争脸呢……”
王老师一点都没看走眼，县长的程度好，有分数在说话，老练也是我们公认的。高一时，他稍卷曲的黑发中，就能看到有若干显眼的白头发。更重要的是，那时他的脸上明显就有青春痘完全结束后留下的印记，而且那些印记光洁又美丽，而当时我们的青春痘却尚无动静。
不但如此，县长甚至经常自豪地强调他至少比我们大好几岁，原因他一点也不避讳——初中时沉迷于狐朋狗友和情啊爱啊之类，多读了几个初三，浪费了几年时间。直到最后一个初三的某一天他突然大彻大悟，于是开始改过自新，就妥妥地成了学霸。
多年后有一次酒后县长吐了真言：“高一到高三我一半时间用来学习，另一半时间不动声色地欣赏着你们这群少男少女们的一系列小心思和小伎俩，情窦初开的你们总让我乐不可支。不过，唉，高四那年几个捣蛋货过于密集且特能折腾，让我殚精竭虑，夙夜忧叹……”
县长的名字其实叫做保县，高一的上学期我们偶然听说他还有个亲哥哥叫保省，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开始叫他县长。对此雅号，保县同学似乎一点儿也不恼，而且好像还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弟兄两个从小就被他们村里人叫做“省长”和“县长”，早就习以为常了。几年高中下来，一群毛头小子天天“县长”长“县长”短，让保县同学深陷其中，感觉良好，言谈举止包括一颦一笑竟也自带县长风范。
再扯远一点，其实刚认识县长我就见识到他的沉稳老练了。那是升入高中的第一个周末，本来说好的两周一休，学校突然又开恩让大家回去过星期天。那次全班只有我和县长没走，晚上没事可做，只好百无聊赖地去街上游荡。大约十点多，我俩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宿舍，赫然发现一个高年级同学正准备惊慌失措地逃窜，原来他刚刚还在大家的床铺上翻腾。鼓捣了一分钟，那个贼也没能打开刚刚被我反锁的门，就哀求我：兄弟，放一马吧……
我的热血还没有完全涌上来，县长就严肃万分地对我俩各吼了一句：
给他开门！
东西放下，快滚蛋！
当时我十分不解为啥要放了瓮中之鳖，为啥不要唾手可得的功劳和荣耀。但是，睡了一觉，第二天我就认为县长是对的。
半月后回家，和父亲说起此事，父亲连连称赞县长干得漂亮，并再三嘱咐我今后要多和县长打交道。
连同后来又发生的许多事，直到今天，我始终坚信，县长一直都是对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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